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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的悲惨下场 性格决定王稼祥被边缘化的命运(解读)

2016-10-12 02:07| 责任编辑: 实时热点| 查看: 4475| 评论: 0

摘要: 核心内容:王稼祥的悲惨下场,“性格决定命运”放在王稼祥的身上非常合适。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他没有被很多声音所左右,当众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为毛泽东说话,用决定性的一票确立了 ...

核心内容:王稼祥的悲惨下场,“性格决定命运”放在王稼祥的身上非常合适。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他没有被很多声音所左右,当众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为毛泽东说话,用决定性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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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王稼祥的悲惨下场,“性格决定命运”放在王稼祥的身上非常合适。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他没有被很多声音所左右,当众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为毛泽东说话,用决定性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地位;

王稼祥的悲惨下场 性格决定王稼祥被边缘化的命运

“大跃进”中,在无数人为人民公社的成立欢呼雀跃的时候,他又对人民公社投了反对票;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又提出努力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事实上,在当时国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建议对外援助务实一点,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一点,是非常必要的,结果却被批为“三和一少”。


    王稼祥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不能与主流声音保持一致,从而为自己和儿孙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呢?这些都是因为他的性格决定的。他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合时宜的讲话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但他就是那样的性格,淡定中有执著。为了信念和真理而不屈于权威,不会因为任何变故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王稼祥的悲惨下场 性格决定王稼祥被边缘化的命运


    王的被整除了与他的性格有关外,更与毛杀伐决断的伟人性格有关。在毛看来,任何人,甭管曾经如何有恩于我,只要现在成了我推行政策的“绊脚石”,成了影响我统治地位的潜在危胁,成了让我感到不快的坏分子,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打击乃至摧毁,不留隐患。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1925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因其关键的一票,帮助了毛泽东,让毛泽东多次念及他的恩情。但在“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人民公社;在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他就我国的外交政策大胆建言,却遭到无情的批斗和关押。

王稼祥的悲惨下场 性格决定王稼祥被边缘化的命运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决定了毛泽东的命运

1935年1月15日,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旨在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这便是“遵义会议”。


    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强调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红军“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回避自己在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则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这种观点,并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更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王稼祥的悲惨下场 性格决定王稼祥被边缘化的命运

一时间,两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起身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改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这样,王稼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使得毛泽东所在一方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最终,会议成功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事后,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这样说道:“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的悲惨下场 性格决定王稼祥被边缘化的命运


    首提“毛泽东思想”——依然难逃被边缘化的厄运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对人们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关键性作用。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它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

他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

毛泽东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王稼祥在整风期间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延安整风开始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的他对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挥笔写文,谈起了“毛泽东思想”,是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企求毛泽东能网开一面。

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很难的。
    有资格对毛泽东思想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且有足够的地位。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于是就有了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吸收了王稼祥的提法,系统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


     看似重用,实则利用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带回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帮助毛泽东在与王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又一次挽救了毛泽东。

毛为了酬谢王稼祥的功劳,立即封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
      从表象上看,在1938 至1941 年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就是王稼祥。

原国际派人物参在长征结束后就没人进入军委,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

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任命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成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的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之情。
      但实质上,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他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

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

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 年7 月1 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后,毛的权势已如日中天,无人可撼动,而此时王稼祥的命运已经可想而之了。

历史的定律就是“鸟尽弓藏”,再次得到验证。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 年就结束了,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大跃进”因言招祸,被扣上“三和一少”大帽子
       1958年“大跃进”时,王稼祥提醒大家注意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

但此时,人民公社已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人们正处于盲目的狂热之中,对于这种不同意见,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在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的人民公社”有意见后,毛泽东批评他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针对当时的外交政策。

时任外联部部长的王稼祥不顾有可能得罪毛泽东的危险,提出建议:应争取时间渡过难关,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

同时,还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后,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这一次,王稼祥被毛泽东扣上了一顶“三和一少”的大帽子,遭到批斗,其政治生命由此走到尽头。


    靠边站——被迫搬出中南海
       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只是当时因为运动还没有展开,所以得以喘息了几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按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参加。

可是,王稼祥并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会后,他收到了会议的文件,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并受到批判。王稼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席卷中国大地,灾难难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没有通知他参加。在此次全会上,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中联部代理部长刘宁一取代。

之后,王稼祥接到通知: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马上搬出中南海。王稼祥告别中南海,在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里闲居。
此时,他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文革中饱受摧残最终殒命
    “三和一少”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

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遭到了批斗、关押。一系列的打击,使得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王稼祥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1969年10月,王稼祥被“解放”。但同时,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在远离北京的那个封闭的小院里,王稼祥每天守着一台简易的收音机,以此保持与外部世界的一点联系,他还对时时挂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对孙子。

过了一年,由于病情严重,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无法治疗。经看管机关请示中央批准,1970年10月,王稼祥得以回北京治病。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去看望朱老总。

朱德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

朱老总实际上是传达毛泽东重新起用王稼祥的意思。王稼祥回去后就动笔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3年8月,中央召开十大,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

之后,他被安排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
1974年1月25日,由于长期挨整,已成惊弓之鸟的王稼祥,又听闻“批林批孔”运动即将开始,忧国忧民的王稼祥心脏病发作,当晚溘然而逝。


      唯一儿子投湖自尽
      王稼祥一生经历3次婚姻:第一次是1925年,在父母的包办下与查瑞香结婚。

王稼祥参加革命离家的时候,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王命先尚未出生。

儿子出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母亲。第二次是在1928年秋,王稼祥留学苏联期间与一个苏联姑娘结婚,仅过了一年两人即分手了。第三次是1939年3月,王稼祥在延安和朱仲丽结婚。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并没有生育孩子。
    王命先是王稼祥唯一的儿子,但在成年之前父子一直都未曾谋面。直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四岁的王命先及妻子和儿子才在王稼祥的多方查找下回到父亲的身边。

他为了革命事业,没有尽到对子女的养育责任,所以后来他要弥补,因此很快将儿子一家接到了北京,尽力安排他们上学和工作。一家人以为从此可以安身立命、幸福生活了。
    不料在几年后的“大跃进”以及随后而至的“文革”中,王稼祥因言获罪,殃及全家。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忍受不了折磨,投湖自尽。养女和两个孙子也失去了升学参军的机会,下乡插队到边远农村接受再教育。在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王稼祥的两个孙子对祖父和母亲的思念无时不在,难耐寂寞时,哥俩曾写信给祖父,但迟迟不见祖父回复。等他们返城的时候,祖父已然离他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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